音乐理论建设

    中国历代都有不少或官或私编修的各类“乐书”、“乐论”等，涉及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律学、乐学、演奏法、乐器制造法等），而更多的是论述音乐与伦理道德、与社会生活等所谓“修、齐、平、治”的大道理。本世纪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有关音乐的讨论更是沸沸扬扬，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观点、理论竞相论争，好不热闹。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理论研究工作配合教学、创作、演出等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外国音乐、音乐美学等领域逐步展开并已渐成规模。

    现代意义的音乐史研究始于本世纪20一30年代。当时陆续有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编写出版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专著。40年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编写的《中国音乐史纲》则是当时在这一领域内的集大成之作，并作为音乐通史教材在当时的国立音乐院使用。解放后，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界领导、音乐院校及科研院所均很重视收集整理存活于民间的传统音乐品种，多次组织力量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如对唐宋时期留存下来的西安鼓乐、智化寺京音乐、姜白石词调歌曲，明清遗存的湖南浏阳祭孔音乐以及自先秦以来的古代音乐文献，《幽兰》、《广陵散》、《古怨》、《神奇秘谱》等古琴音乐文献等，都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杨荫浏于60年代出版了一部至今仍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之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廖辅叔、李纯一、沈知白、蓝玉崧、夏野、金文达等人也相继出版了有关中国音乐史方面的著作（有些为内部出版）。除了史料研究、存活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的研究，音乐理论家们在音乐考古研究、古代乐律研究、古乐中的宫调理论及古代乐谱的解译研究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欧洲音乐史及外国民族音乐的研究，相比之下则略显薄弱。尤其是后者，只是到了60年代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加强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交往），开始收集、学习、研究有关国家的民间音乐。欧洲音乐史（或称“西洋音乐史”）的系统介绍，虽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就有了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和丰子恺的《世界十大音乐家及其名曲》等书，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出版物及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并不是很多，基本上是跟在苏联人身后的亦步亦趋。

    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建国后音乐理论界投入的人力最多，历时最长，取得的成就也最丰富的一个领域。中国的传统音乐资源非常丰富，品种繁多。这主要有赖于历史的悠久，地域的辽阔，再加上我们是出了名的礼乐之邦，自古就有重视乐教的传统。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初，在郭乃安的主持下，集中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共同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民族音乐概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确立了将中国传统音乐划分为五大类即民歌、戏曲、曲艺、器乐、歌舞的基本格局，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建国以来，一部分音乐研究者、音乐界领导甚至包括社会各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传统的、民间的东西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认为一切都应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基于这种认识再去面对传统的、民间的音乐（艺术）时，首先想到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除迷信”、除去其“封建成分”、摒弃“剥削阶级意识”，则就有意无意地对民间的、传统的音乐（艺术）做了很多无意的破坏。试想如果将传统的、民间的东西做如上的一番工作后，那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真能够把糟粕去了而留下精华，那还真的要烧高香了呢。由于操作者的素质不高，很多时候是殃及池鱼了。往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挂在嘴边上，而做起事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在苛求传统的、民间的东西都具有“反封建精神”、“进步意义”时，显然已把历史唯物主义抛在了脑后。更何况那些没有宣扬反封建精神或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作品并不影响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些东西不能搞“一刀切”。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做法更是走到了极端。

    建国初的十七年间，音乐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也颇耐人寻味。最大的特点在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出现了无规律的剧烈颠簸。1952年的文艺整风、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及其以后的大跃进、1964年及其以后的“三化”方针（音乐创作应符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曾有人戏言，那时的音乐工作者，个个都是“老运动员”。

    1953年9月召开的“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贺绿汀就音乐家的艺术实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的某些做法指出：“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他必须在音乐业务上下工夫。”在发言中他论述了在当时学习与提高音乐技术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认为不能将此粗暴地视之为“单纯技术观点”；体验生活之于艺术创作虽然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解决技术问题的灵丹妙药。他还谈到了“形式主义的问题”、“抒情歌曲与资产阶级感情问题”等。现在看起来，其所论不啻为当时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逆耳忠言，但却被作为右倾的代表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被认为是“胡风式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音乐领域的体现”。而这次批判活动，则“是一场马克思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的开始。”直到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后，才基本结束了这场批判。

    1956年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至1958年又发生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批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音乐界在对待中外关系上长期存在分歧的一次交锋，正如本章开始所言，这一问题是贯穿百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一条主线，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到了1964年春，周恩来提出了音乐、舞蹈创作应符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音乐界随即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实，这一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讨论和执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总的趋势却是：越“左”越不嫌“左”。一时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盲目排外，成了音乐界的头等大事，“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过分强调了必须'突出政治'和面向群众，大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和大唱革命歌曲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形式，人民的音乐生活一天天走向单调、枯燥。”就连当时出现的一批优秀的抒情歌曲也没能幸免于难，被认定“抒发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非工农兵的感情”而遭到批判。如《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戒指》、《送别》、《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我的祖国》、《李双双小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只要是艺术性较强，抒情好听的歌，差不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指责，甚至连外国歌曲《宝贝》也被打入了冷宫。

    这一时期在音乐理论界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要提及，便是1963年5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请看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的读书随笔，对音乐出版社为《克罗士先生》（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著）一书所写的内容提要提出批评。6月25日、28日《文汇报》相继发表了山谷（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和沙叶新《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对姚文元提出反批评，认为姚没有弄懂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劝姚以后写文章要“谨慎小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这一来算捅了马蜂窝，因为当时的“大气候”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更何况姚文元是当时正红的思想理论家，反对他，不惹麻烦才怪。紧接着报刊上便展开了评价德彪西问题的讨论，《人民音乐》自8月至12月陆续组织发表了研究和批判德彪西的文章，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贺绿汀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批”。于是一场颠倒黑白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所谓“讨论”开始了。

    建国初期，全新的社会，激发了音乐家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双百”、“二为”、“三化”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音乐家们自觉地去体会、去写、去演时代生活，挖掘民族传统，在创作、表演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全新的社会行为和观念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忽视艺术规律，一味强调哲学上庸俗的反映论（不是哲学本身的错，而应该说是由于一些人没有学好哲学而将哲学的反映论庸俗化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也被无限地夸大了，音乐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打击，社会音乐生活单调、贫乏，则是应当记取的教训。